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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人：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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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。皮包或餐馆，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本事砸开了巴黎的地盘，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、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。但回头看看，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，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。
-他们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跨国商人，但似乎永远做着成功的小生意，鲜有庞大的集团公司。
-他们灵活地把工厂搬回国内，又率先发现了国内房地产开发机会。他们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呢？
从巴黎市内地铁线的东北角一站出来，走进一幢旧式楼房下面的大铁门，就进到一个传统的中国式车间，里面靠墙有一排缝纫机器，几个年轻女孩在上面娴熟地飞针走线。另外有几张大桌子，其他人有的在绑包装，有的在丈量皮包尺寸。
墙上有张白纸，用粗笔写着：发明生产工具，发明有效益的生产模式。
跟1980年代初所有来这里淘金的温州人所工作过的地方一样，这个皮包厂的设置、大小都没有变化。不同的是，几年前，随着大批温州人将皮包、服装制造厂从欧洲迁回中国，这种当年孕育了温州人发财梦的“摇篮”，如今在巴黎几乎找不到了。这间厂也多少有些时代标本的味道。
刚刚从国内回来的张女士是这家工厂的老板。她说这里的皮包生意很红火，定单太多，所以留下这个厂承担设计和一些紧急定单的处理。而自己设在浙江义乌的另一家皮包厂则包揽了大部分的生产任务。于张女士而言，内地是大工厂，而巴黎和欧洲国家成了大销售市场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市场需求量不但没减少，反而有继续增加的势头。
除了自己的产品外，目前温州60%的轻工业产品尤其是服装，都由温州华侨引到了欧洲市场上来。
张女士此行还有件高兴事，就是她在温州附近郊区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已经全面动工了，她说收益应该在两三年之内。
巴黎的亚洲新贵
谁也不知道，温州这个小小的城市究竟埋藏了什么神奇的能量。
温州人四处迁徙，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。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，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。现代版成吉思汗传说在他们脚底下神奇地展开：攻城略地，无往不胜。仅巴黎地区，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。
如今到欧美旅游，你不会说英语没关系，能说温州话说不定比英语还管用。
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，从它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，就到了“寺庙街”上。往里走，两边大小不一的中国橱窗里，挂满了颜色鲜艳的围巾、丝绸，那些身材不高、出来进去整理货品和招呼客人的温州人，神态平静、乡音入耳，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到了浙江某个小镇的夜市上。
这条优雅而不事张扬的“寺庙街”，正是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据点。现任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，就是第一个把围巾店开上这条街的人。说起二十几年前的“寺庙街”，有着中法混血血统的林加者笑笑说：那时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，我们只能拣人家扔掉的布头。然而，与一百年前初闯法国贩卖石品的浙江青田人、贩卖纸花的湖北天门人不同，1970年代初到来的这位林家第二代，却幸运地看到了比以往任何赴法“谋生”的移民都有利的形势：中法经贸关系的加强，浙江沿海一代新移民的增多。
于是林加者凑了钱，雇佣工人日夜不停地做工。自己则开起货车，跑遍里昂、马赛等所有城市，凭着在军队里摔打了一年的法语，推销产品。同时期，零零散散的其他温州店，也开始出现在这条街上。
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，因为他们第一次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州人。温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，练滴水穿石的功夫，这是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数。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，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，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。而今天，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人管辖，犹太人选择了退出。
从“寺庙街”继续向东，穿过共和国广场，来到地铁美丽城一站。沿街铺天盖地的中国超市、餐馆、服装店、理发店招牌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扎着围裙、奔跑着忙碌的温州人，甚至没有抬头跟你打个招呼的时间。当然，这条街的热闹还混杂着诸多不安定因素，它也是大批偷渡客、妓女、黑人、阿拉伯人的聚居地。但没关系，这些要么伸手向政府讨钱，要么生财另有其道之辈并不与温州人相干。
占领区并没结束，美丽城再往东，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93省。特别是近几年，这种神速扩展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机会。3年前一家店铺卖50万法郎还没人要，现在它的价格飙升到55万欧元。有位戴先生于是把自己一间很大的仓库隔成很多间店铺出卖，几乎一夜之间就发了地主财。
除此以外，环巴黎市郊一个大圆的范围内，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。
上述正是目前巴黎的温州店铺图略。可以看到，眼下的温州拓展方式是带些霸气的。在巴黎11区，前不久就引发了当地区政府和老百姓的集体罢工抗议，原因是温州人以服装批发店垄断整个街区，造成生活不便。温州人把店铺从小路开到大路、小街开上大街，形成发散式集市。接着他们以高价买下周边所有的咖啡店、面包房、洗衣店等统统做服装批发，一个200平米的店铺卖到100万欧元的天价。然而，过惯了早上面包、下午咖啡生活的法国老太太们不干了：你们都卖衣服了，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？
当然，协商以后，那里又有咖啡店重新开张了。
如今巴黎夜色里，商场的硝烟弥散之处，开着奔驰长龙、从容周旋于生意场和高档消费地的温州新贵们，俨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。他们住郊外的法式别墅、送孩子读私立学校、穿用名牌服饰、挤时间度一次奢侈的假期；他们早点仍然喝豆浆，仍然喜欢群聚并奔忙，却早已不是当年街头身无分文、四顾茫然的亚洲苦工，而是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、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。
为什么是温州人？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。去欧洲的中国人非常多，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？
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。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。不赚钱，毋宁死。这是他们的逻辑。“我们温州人是青蛙，在水里会叫，在岸上会跳。”穿黑色唐装、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爽朗笑声的李建新这样说。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，身份各异：工人、会计、农民、手工业者、个体商人。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，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。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———规模不大，经营状况良好。
李建新也是从皮包厂做起的。开始不会用机器，从粘胶水开始学。到后来他做皮包速度之快，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。他说在老家5个兄弟住一间25平米的小房子的境遇必须要改变，邻居和同乡的致富他都看在眼里，既然参与了这场淘金之旅，自己绝不能落后。而原来会计出身、打算盘的陈先生，也学得一副绘图、剪裁的好身手。“我把自己当成囚徒，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。”李建新平淡地说道。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无法想象这个人群的艰辛。温州人跟人攀比、赚大钱的愿望太强烈了，“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，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，也就扛过去了。”李建新说，自己刚到巴黎时，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，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，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。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：夜里12点多了，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，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，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，然后擦肩而过。
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，也没有与人家匹敌的经商史。但这个后来被称为“中国犹太人”的人群，却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整条街上的犹太人，挤进巴黎商业场。
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，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，有人要开店，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。李建新记得很清楚，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7万法郎的存款，五十几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。慢慢赚了钱，他可以一月一万元的速度还回去。
随后，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，使温州店的起步之路非常平稳。林加者曾指着一幢旧式楼房说，他一家人开始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，20平米。一台机器每天转，再加一张桌子，晚上用来睡觉，白天用来做工。
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，他们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，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。正是基于这种需要，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，生意不断扩大，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，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，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。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，做成小钱包出售。同样一条皮带，别人卖15块，温州人卖12块。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，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。
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、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，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厂走的中低档产品的路子，都获利丰厚。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，这成了他们不间断的客源。19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工厂的定单像雪片一样，早晨出了货，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。怕的倒是你没力气。
上个世纪后20年，中国内地还没有摆脱黑白灰的主要着装色调之时，时尚之都的巴黎却气象万千。敏感的温州人慢慢发现，其实财富的颜色跟潮流是统一的。
你要问温州人在开始就肯定自己能赚钱吗？当然摇头。陈武说生意本身就是场冒险，这个戴眼镜的潮流主义者的经验是：要敢为天下先。他请来犹太女设计师，还自创了一个叫“CHANON”的品牌，标志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女孩，他说这个理念是“自由世界”，很法国。
陈武与别人有点不同，他经常谈论的竟然是波德莱尔和兰波———法国人推崇备至的19世纪诗人。刚到法国时，父母不和睦曾使他陷入困境。他很快入了基督教，想从上帝给犹太人的原罪里，寻求救赎和忍耐。大概因为年轻和对命运的思考，他有了观察生活的兴趣。1985年他开第一家皮带厂的起点就是创造性的。当时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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